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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你的意见很重要！”

    《十月》的组组长是个特殊职位。

    由于它这本杂志的特殊性，组实质上是最重要的组。在余切记忆中，鲁省大学毕业的陈东杰，要苦熬十多年后才当上一把手，而现在社内竟然让他提前做了“储君”。

    “为什么是他被培养了？”余切说漏了嘴。

    张守任不觉得奇怪，而是说，“因为大家都觉得小陈是你的人。我们新招进来的编辑，没有几个和你有过接触……你是传说中的人物。陈东杰不仅是半个余学研究者，对出版业的认识也很深刻。”

    “骆一禾也和我关系好，为什么不是骆一禾来接班？”

    “骆一禾是高干子弟，条件太好，他一心只想要扑身在现代诗上面。”

    “行，我没意见。”

    几句话就定下了陈东杰的进步。

    另一件事情是张守任在写文学评论稿。他本人除了做编辑，还是个小有名气的俄语文学研究者，“屠格涅夫专家”。

    《血战老山》以中长篇的篇幅，写出了巨著的磅礴感，令张守任很感兴趣。他手痒难耐，想要发表一些文坛见解，特地来征得余切建议。

    余切看了张守任的初稿：嚯！竟然写的很有见地。

    张守任认为，军旅经过几次转型，以李存宝的《高山下花环》为标志，过去的是旧军旅，之后的是新“军旅”。

    而余切的军旅文三部曲，则将新派军旅站稳根基，代表了这一类文学的高度。

    这是一篇树立他地位的评论。

    “好，你这个评论很有水平。我支持你，尽管拿去发。”

    于是，这一评论被发到《文艺报》上。因其见解独到，很快被多家刊物转载。

    部队前线，休息的后方营地，战士们纷纷翻开了报刊。

    文学研究院，新一期作家学员班子，也同样翻开了报刊。

    中央，长期为社会事件发声的“笔杆头”们，也看到这一评论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“梁三喜如何来的？79年春，作家李存宝到前线和官兵吃住了四个月，他听到一个故事：一个从农村入伍的连队干部，因家里极度贫困，参军以来已经欠下不少账。他上战场前，和家中的妻子写信，希望他死后把抚恤金拿去还债，遇事多想想国家的难处，不要向组织伸手……故事还没有讲完，李存宝已经泪流满面。”

    “他回来向我哭诉，于是，那个同志就成了《高山下的花环》梁三喜一家的原型。几经修改后，我立刻明白引发的巨大变革，简直前所未见。从前，作家总是忽略军队生活与整个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视野狭窄，形成一种孤立的‘军营’文学，好似他们生活在乌托邦中……从这一天开始，军旅文学得到了真正的解放！”

    “但李存宝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文学的最高，我们很快迎来了新的革命家！他高呼‘我们在一起’的口号来了！”

    西苑，虽然是初夏，这里仍然凉爽宜人。昨天下过雨，路上有碎叶和还没风干的水渍。

    “哗！”

    一辆轿车驶过了水潭。不久后，车上下来几个人，行色匆匆拐进了院子里。

    “——乔公，乔公！”一个同志轻声道。

    “怎么了？”

    “这是今天的主要报刊和新闻，有一篇文艺评论，我个人觉得很有想法……”

    “行，你先放在这。”

    乔公换了件衣服，看向这篇名为《军旅文学的革命者》来。作者是一个叫张守任的编辑，和许多名作家合作过。

    他在评论中痛批过去的“军旅文学”，认为他们主要有以下缺点：

    一昧的乐观主义。

    高大全的人物形象。

    以及前两者所导致的“单一的美学特征”。

    简单来说，这些文章从不把战士们当做“人”，他们仿佛都有一样的性格，一声令下就能勇猛冲锋——固然曾经有过这些人，而且不少。

    但是，前线却不全是这样的高大全人物。

    正如余切再次和“尖刀连”战士见面，发觉他们已有不少人下海做了生意一样，从前的军旅文实际上只肯定了战士们最光辉的一面，把他们当做样板来塑造。

    这个人本身的是非观、价值观却被忽略掉了，这既和前线的实际情况不符合，也失去了对社会的宣传意义。

    读者无法在故事中共情，也就无法激发社会对战士们的更多肯定。

    这是自然的。

    为何部队总是孜孜不倦的组织笔会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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